费孝通，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一生著作等身，而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他首版于1948年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乡土中国》。
这本书不是一本专著，而是由当时费孝通应《世纪评论》之约，分期连载的14篇文章辑录而成。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乡土中国》开篇之语，代表了一个理解中国社会的新视角的诞生。这是来自基层乡土社会的观察，而不是居于庙堂之上的俯瞰。
虽然这本书的出版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在汉语世界中，对于《乡土中国》一书的阅读渴求不减反增。今天的我们依然在追问，中国的乡土性还有多少保留？面对与乡土社会相去甚远的新生活环境，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装着中国的“乡土”
读过的读者都知道，《乡土中国》这本书非常薄。一百页左右，六万多字，没有生僻字。
不同于费孝通另一部知名的代表作、由其博士论文改编出版的学术性著作《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很好读。1947年前后，费孝通应报刊邀请撰写了14篇解读中国社会的文章。“抗战时期生活拮据，文人卖字为生。”70多年前的无心栽柳，成就了今天的社会学入门经典读物《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最早的版本是1948年上海观察社发行的32开小册子，封皮围了一圈绿色的花纹，里头的文字是竖排的。1978年之前，台湾的出版社还经常盗版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连作者名字都给改了，叫“费通”。后来费孝通拿到这种盗版书，还打趣道“这个‘孝’字没有了”。
再到1985年三联书店再版的《乡土中国》，则是费孝通亲自修订过的版本。
后面的版本就更多了，各地出版社都出了很多种。2012年，外研社还出了一个中英文对照的版本，书名译作“From soil”，就是“从土中来”。
再回到费孝通写作《乡土中国》的年代，1947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当时的媒体、学界普遍流行着这样一个话题：未来如果有一个新中国的话，它要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费孝通彼时刚从美国留学回国，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影响，试图从实际田野步入到更理论化的文化模式的比较，描画中国社会的特性、中国人的性格。
另一方面，他也在无形中受到社会讨论的影响，思索着中国未来的样貌。于是，《乡土中国》就在这种多重探索中诞生了。不同于当时舆论所流行的关于“走西方模式还是不走西方模式”的争白，费孝通已落到实处去谈中国人具体的思想道德、价值，中国人本源的东西是什么。
费孝通认为，如果对中国人而言，是这样一个维系私人道德的东西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发展一个公共的领域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实现的事情，所以就需要我们在一个更加务实的基础上建设国家，而不是一个过度理想主义的思路。
《乡土中国》好读，也不好读
《乡土中国》这本书的内容，是费孝通基于自己开设的“乡村社会学”的授课讲义整理而成的。但这份讲义却与过去那些老派的讲义不同，并没有采用提纲挈领的论调，而是用一种散文体的叙述方式，探索性地描绘和论证观点。
中国过去讲究的是记问之学，孔夫子或者《四书五经》讲了什么，学生便记下来，这就是知识。但在费孝通这一代以后，开始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知识变成了探索，所有的知识都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所以费孝通的讨论都是带有探索性的，不会抛出一个固定的答案让人接受。
在《乡土中国》里也是如此，费孝通其实一直在问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正是因为这样的追问，使得看待中国的方式改变了。
过去一直以来，学者都是从一个由上而下的观察视角看中国的社会，认为中国社会的皇权可以一直伸展到基层去。但实际上，当由下向上看的时候，从最基层的小乡村去看整体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现中国社会还存在一个中间层，叫士绅阶层。士绅阶层用各种文化的方式把由上而来的皇权挡在外面，形成一个相对而言自治的体系，也就是《乡土中国》里讲到的“长老统治”。
不同于费孝通《江村经济》、《禄村农田》这些实际的田野调查报告，《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些概念。费孝通将这些概念称为韦伯（Max Weber）所说的“ Ideal type ”，这个词汇人们经常翻成“理想类型”，他认为是不对的。“ Ideal type ”指的是“观念中的类型”，也就是在人们观念当中存在的, 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逐渐形成的概念。
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争论，像是文字下不下乡等。可能有人会提出反驳，认为乡村怎么能没有文字，乡村怎么能不打官司呢？但实际上这都跟人们“观念中的类型”有关系。
我们回想过去乡村的习俗，厕所上不用写男女，大家就知道该去哪儿；村民间有了纠纷，大家也不愿意撕破脸，倾向于相互调解解决。其实这就意味着，人们在“理想”当中是拒斥文字、拒斥诉讼这样隔着一层的交流的。
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味拿另一种制度来进行比较，看它如何缺少、如何不合适，不妨先试着去理解一下中国传统上慢慢形成的那一套道理。
《乡土中国》如今过时了吗？
在过去的七十年里，《乡土中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社会整体性的结构。即便今天我们的乡村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很多人说现在是“后乡土中国”、“新乡土中国”，这些概念也并非不可以用，但是到底“后”在哪里，又“新”在哪里，却是需要我们仔细思考的。
而这种对 “变”的思考，实际上也是费孝通非常核心的一个观察视角。
费孝通曾在与《乡土中国》同时期的另一本社会学著作《美国与美国人》的重刊后记里写道：“从变的一面去看，还存在着将变、未变、变得不透的成分，而且这三个变数，各有其未变的底子。美国还是美国，看美国的这个人还是这个人，影响着这个人的中国还是中国。”
“就像拨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出去，一层有一层的境界，一层有一层的味道”
不同的时代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乡村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认识的接续是很重要的，要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里发现新的特征。他说，如今社会学学生在下面做田野调查时已经看到，农民开始用微信、快手去交流，去买卖，去形成一个网络。那么社会学研究就要跟着这个变化走，看他们在里头究竟分享了什么，产出了什么。
而这样的变化，是费孝通当时没能看到的。他曾认为的“时空坐落”、去调查就能看到的时间空间，太阳升起来农民就下到地里去，金秋时节就收获谷物这样简单的时空模式，在今天已经不同了。今天农民早上起来以后，或许要先看看从各地发来的订单，他的时间和空间已经分离开了。这些都是存在于“变”的框架里的新事物。
费孝通一直以 “老来依旧一书生”为自豪，其中这个“书生”不是指仅仅看书本，而是指要到处去走，到处去问，到处去学。知识就是这样得来的，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就是要在不断地观察询问当中，慢慢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认识，这就是社会科学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我们不能够静态地去看中国，而要辩证地看在“变”当中的“不变”和在“不变”当中的“变”，而这也是我们如今重读《乡土中国》时所需要的视角。
我们可以从中国如今的变化当中，去看《乡土中国》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总结出来的基层社会的逻辑，思考它的基线在今天往什么方向偏移了，从中分析出中国乡村的动力和未发掘出的潜力。
《乡土中国》只是一个出发的点，面对今天的中国，我们会发现很多过去讨论的东西都发生了变化，这个实在的变化，恰恰是我们要去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