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美贸易纠纷成为了中国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当6月15日美方正式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事态持续升级，双方展开了报复与反报复。贸易纠纷也由此成为了中国股市、汇市参与者的心魔，悲观的情绪令市场的调整超过了基本面所能解释的程度。
贸易战是否将对中国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当美国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之后，我们又应如何应对，化解当前的困局？本文将从上述问题着手，推演贸易战的走向，并对人民币汇率的形势作出判断。
一、美方平衡贸易收支的要求能否实现？
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失衡，这也是中美多年以来贸易摩擦的主因。本次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目的之一是削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甚至中美贸易平衡。他们通过关税的威胁，希望减少中国对美出口，并在谈判中要求中国增加美国天然气和农产品的进口，以此平衡中美贸易。
关税对出口的实际影响有多大？每当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展开新一轮关税威胁，市场的恐慌情绪就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仿佛，加征关税就意味着中国对美出口将大幅降低，甚至有观点将贸易摩擦等同于中美断绝贸易来往。但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的情况来看，加征关税对于出口的影响都是有限的。
理论上，关税对于出口份额的影响通过价格这个媒介来传导。关税增加了贸易成本，因此提升了出口商品的价格，而价格的抬升将会使需求下降。
在价格环节上，大量的实证文献表明，关税对于价格的传导是不完全的。出口商可以根据自身的利润情况和产业链上下游的成本转移来部分消化关税提升的影响。因此，最终出口商品的价格抬升幅度往往会小于关税的税率。
具体的传导情况取决于出口商品的竞争程度。价格变动后，出口额所受到的负面影响程度取决于需求弹性。简而言之，弹性越低的商品，其需求量受价格变动的影响偏小。
美国可以通过贸易战在形式上削减中美贸易逆差，比如让中国大量进口美国的天然气和农产品，并且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进行关税或配额等干预。但这只能让贸易逆差在形式上从中国转移到别的国家。如果中国进口的美国能源和农产品超过了自身需求，那么中国可以将其转卖给第三国，这等于减少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相关产品需求。而对中国产品征税或进行配额，可能会让中国制造业将最终的组装环节转移到别的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样“中国制造”在名义上就转变为“一带一路制造”，绕开了关税和配额威胁。
事实上，美国即使通过贸易战大幅缩减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也无法解决其总体贸易逆差的问题，这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所决定的。
首先，美国国内的储蓄率偏低，而特朗普又奉行减税等财政扩张的政策。这会造成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高于产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要通过外部融资的途径来满足消费和投资需求。如果这样的势头继续下去，美国的贸易赤字将持续扩大而非缩小。如果美国政府实行全面的贸易保护，那么海外投资者的美元收入减少的同时，也将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投资。这无疑会加重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
其二，美元是世界储备和交易货币，为了满足全球交易和投融资需求，美国需要向世界金融体系输送一定量级的货币。而贸易逆差是美国向世界输出美元的重要渠道，这是美元在全球优势地位的必然结果。只要美元的国际地位仍在，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很难缩窄。历史上，每次美联储的加息和紧缩周期都会引发某些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这是作为全球融资货币的美元流动性收紧的结果。因此，如果美国由贸易逆差转为顺差，不仅会威胁到美元的国际地位，也会搅乱国际金融秩序。
二、中美贸易为何从互利转向竞争？
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开展国际贸易是一个能够让市场资源更好配置、从而实现双赢的手段。虽然从直观上看，来自于另一国的竞争可能会使本国相关行业损失就业和收入，但笃信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经济学家们相信，贸易可以让本国人享受到来自国外的成本更低的商品，并且那些失去的就业、资本等生产要素也可以投入本国拥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中，从而提升生产效率。
可自从世界经济全球化以来，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就从未真正停止过。特别是全球贸易需求的最大输出方美国，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贸易战发起者的角色。如果自由贸易真能够带来双赢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国与国之间仍然会不断爆发贸易摩擦呢？
首先，虽然自由贸易能够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在每个国家内部，却会造成分配不均等弊端，一国产业链中处于比较劣势的行业和部门将会受到冲击，他们的收入将转移到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好处被夸大了，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却被忽视了。当然，征收关税所带来的物价上涨将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这将恶化当前美国的贫富差距。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等方式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中国近年来在高科技行业的生产率提高对美国形成了巨大压力。对于美国而言，最优的结果就是利用规则的重新制定来阻断中国的技术进步。从而将中国钉死在产业链的较低端水平，那么美国将长期享受科技垄断所带来的高利润。而核心科技一旦被中国掌握，大量低成本的产品便会充斥市场与美国产品展开份额争夺。这必然会造成美国收入的下降。这次的贸易纠纷背后国家利益冲突将长期存在，而我们准备得越充分，受到的冲击越小，就越能够在双边谈判中获得优势。
三、如何化解贸易战困局？
目前有些观点认为只要尽快答应美方的要求，就能尽快结束贸易战，化解当前的需求困局。但事实上，从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并不讲究秩序和规则，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惜手段。因此，一味忍让只会带来更多更不合理的要求。只有我们稳定信心，做好相关改革，释放经济活力，提升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才能更好地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获取优势。
汇率和股市的稳定是当下稳定信心的重要抓手。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而言，出口回落并非主要威胁。7月的数据显示出口增速尚可，在6.8的汇率水平下，出口企业的利润也预计会有明显恢复。因此，中国经济当前并不需要人民币进一步的贬值来提振出口，而是需要稳定投资和消费需求。
要稳定投资需求，稳定信心就显得尤为珍贵。在危机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蔓延很多是由金融资产或汇率价格的下跌所导致的信心崩溃触发的。市场的下跌并非是理性的，而是源自于恐慌。恐慌的蔓延将降低实体经济的投资意愿，哪怕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那么坏，信心的崩溃也很容易引起市场下跌和投资回落的恶性循环。因此，在当下时点，稳定汇率和股指将是稳定信心的重要抓手。
从长远看，经济稳汇率才能稳。但是，稳定经济万万不能重回地产基建驱动的老路，因为事实证明，这样的驱动模式并不能带来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没有实际收入的支撑，光凭债务的驱动是不可持续的。保持定力，坚持在过去最难啃的财税、金融、资本市场等领域推进改革，扩大开放，提升中国存量经济的效率，激活可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才能真正赢回信心。特朗普可以通过减税等政策提振美国经济的活力，我们也一样可以运用改革等手段让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可持续。
在目前的汇率水平，中国对美的实际出口所受的影响可能会小于预期。在贸易战无法达到目的情况下，美方与我们的谈判意愿将会增加。我们预计，随着9月第三批2000亿美元价值商品的加征关税清单正式落定，中美双方的磋商也将就此展开。
今年全球能源和粮食价格有所上涨，但美国大豆等农产品的价格一直因为贸易战而处于洼地。能源和粮食的进口将是我们手中迫使美国放弃对高科技行业出口进行征税的一项筹码。
在知识产权的谈判中，我们可以拒绝美方强加于我们的知识产权制度，这些甚至在美国本土都没有发挥作用，但我们可以正面回应美、欧、日对中国的一些共同诉求，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对外开放，并走向市场经济。
我们不可能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但可以避免在相关计划中使用补贴、政府采购等字眼。我们可参照发达国家对基础教育实施补贴的方法把一些研究环节放在高校，推动科技企业和高校的合作。也可以通过税率杠杆，对内外资研发企业一视同仁。在贸易协定不应插手的其他领域，我们应坚决抵制美方将这类问题纳入谈判。
在谈判的同时，我们可以和长期保持合作关系的美方企业一道，在国会对贸易战的行为施加压力，并通过产业链转移的方式将组装环节迁出。这样可以在不损害出口行业的情况下缩减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有助于在形势上缓解中美贸易失衡。
在汇率方面，贸易战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已经大部分包含在6月以来的汇率变动中。目前中国的出口并未受到过多冲击，这也成为了我们在当下水平稳定汇率的基础。美元指数目前处于连续向上破位升值的阶段，但考虑到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分化不可持续，美元指数持续向上的空间并不大。
对于人民币汇率而言，坚守有效汇率和双边汇率的两个心理底线对于稳定信心能起到重要作用。只要各项改革能够顺利推进，中国经济就能够更快迈向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人民币的汇率预期也能够峰回路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