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的一大风险来自美国，虽然目前其经济形势依然强劲，在全球低迷不振的环境里甚至是个“例外”，但自10月以来，美股下跌已经抹去全年涨幅，并带动全球资本市场走跌。市场怀疑，时隔十年之后，美国将会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震源”。
美国一些著名的投资机构与投资人最近都在“唱空”美国，目前看，主要是为股市持续下跌做“解释”。比如，最早是摩根士丹利首席美股策略师Michael Wilson便给出了美股已经处于“滚动熊市”的预言。高盛则预计，从现在到明年年底，美联储将加息5次，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3.25%-3.5%区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将在2019年下半年达到3.5%的峰值。高盛认为，债券收益率反转可能导致金融经济问题，并指美国经济增长明年很可能会明显放缓。
事实上，美国经济面临“双退出”风险，一个是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产生冲击，这个是战术性的；另一个是美国退出全球化的风险，属于战略性风险。两项风险叠加导致美国经济短期的和中长期风险产生了一个美元衰败的逻辑链。也就是说， “看空美国”已经是战略性的判断。
首先，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会产生风险。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进行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起到了稳定金融市场、防止金融市场崩溃的作用。但是，量化宽松政策执行的时间太久而且退出过慢，导致美国在经济复苏的同时，又制造了新的“资产泡沫”，股市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房产价格也快速反弹和上涨。
美国经济的复苏与强劲增长夹杂着由流动性制造的资产泡沫，在低利率与减税刺激政策之下，美国需求旺盛迫使美联储加快加息进程。利率上涨对股市和楼市构成了冲击。而这时发生的贸易摩擦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并且，美联储加息对新兴市场国家产生冲击，最终也反噬到美国经济自身。
一旦股市和债市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回落，由于下落的空间足够大，市场担心由流动性与高杠杆支撑的资本市场牛市会结束，并可能转为熊市。沃伦·巴菲特在接受采访时曾警告称，美国经济再度诱发“雷曼时刻”是不可避免的。当这些担忧变为现实的时候，就像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所认为的，“如果经济增长放缓，采用降息、量化宽松等手段提振经济的能力非常有限”，他描述当前美国的金融市场和环境跟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非常相似。尽管这有些耸人听闻，但如果当前美国繁荣戛然而止的话，实施第二次大宽松也无能为力。
其次，美元正在退出全球货币的角色。美元可能失去世界储备货币地位，是由美国两项政策所驱动。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实施减税政策的同时继续增加财政赤字，如果其减税政策的刺激作用开始消退，利率上升叠加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债务方面的成本攀升，将给财政预算带来压力，迫使美国政府发行更多国债，由于境外购买者可能大幅减少，美联储将不得不印更多钞票弥补赤字，加速债务货币化，导致美元贬值。
另一方面，特朗普实施美国优先政策，“用美国人，买美国货”，他正在推动制造业回流，为此发动全面贸易战，试图重构全球供应链，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这项政策的一个副产品是，通过经常贸易逆差流出的美元会大幅减少，迫使其他国家开始大幅减持美国国债，并且也丧失了继续购买的能力。美元的影响力将减小，美国国债货币化又会加速贬值进程，从而刺激更多的美元资产抛售行动。
当然，如果集体预期到不好事情的发生，不管是个人、机构还是政府，都会采取措施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美国经济面临的双重风险只是当下局势与政策的产物，如果美联储缓和加息进程，或者特朗普改变过激的反全球化政策，可能会缓和潜在风险。如果国际社会与资本市场无法根据其多变的不可预期的行为方式作出判断，就会放大不确定性，产生更多更大的动荡。
不管是十年前的次贷危机，还是当前的“美元风险”，都应是中国变革的机遇期。次贷危机之时，中国想要继续维持“战略机遇期”，从而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以维持高增长，随之中国走上了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现在，美国经济风险逐渐积累但还没有暴露，中国应该抓住时机，摆脱债务驱动型增长模式，防范债务率再次攀升，更加坚定和深入地推进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