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经过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到了一个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经验，也带来了不少与之相关的难题，比如房地产发展成为经济的支柱，但是相关的土地财政问题亟待化解；比如经济发展对银行信贷的依赖越来越强，但是与之相关的影子银行问题亟待化解；比如产业政策和各种刺激措施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相关的产能过剩问题。
这些经验和难题都指向同一个问题，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复杂程度不断加深，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百花齐放，世界经济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过往的发展经验可能变得不一定适用了。追寻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需要大转型，一方面着手解决经济中累积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找到新的经验和方法。
从学术到实务，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讨论很热烈，如果用系统思维去分析，更能够找到转型背后的逻辑。
经济转型的必要性
复旦大学张军教授与王永钦教授主编的《大转型：中国经济改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做了很好的梳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西方发达市场的差距有二：一方面是中国市场化程度很低，一开始很难通过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因为价格根本不准确；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有着巨大的技术差距，可以通过学习、仿制、山寨来追赶，一定时间内并不需要创新。
张军和王永钦提出，中国改革的策略和治理结构暗合经济中的次优理论，也就是只要经济中存在许多扭曲，如果只消除其中一个或者几个扭曲，而不是全部扭曲，情况可能变得更差而不是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人为增加一个扭曲，反而会促进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比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对压低劳动者的工资（之前城乡二元经济的剪刀差），有利于加速资本的积累，同时GDP锦标赛的激励机制也容易更好地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竞争。 做错劳动力价格，做对激励，再加上2001年中国加入WTO，完全与全球产业链整合，成为世界工厂，这些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
但现在中国面临的转型恰恰是中国经济的特征和禀赋，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发展阶段上来说，中国需要从基于投资的发展阶段转向基于创新的发展阶段。
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最新的一份研究显示，如果以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来计算，把中国所有的高铁、铁路、公路、桥梁、隧道、机场、码头、工业园等等的存量基础设施除以中国14亿人口，中国已经超过英国和德国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跃居全世界第二的水平，仅次于美国。
另一方面，中国与国际先进技术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甚至在一些领域，比如说5G，中国已经做到了技术的引领，参与到最新的标准制定过程中。这种情况下，复制和追赶的发展模式，必须尽快转变为鼓励创新的发展模式。所以，在这样的全新经济发展阶段，早期促进投资的政策，比如说压低工资，反而会阻碍技术的创新。
全球经济也正在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转变，对有形资产的投资，正在让位于对无形资产的投资。这是一个外部的大格局。同时，全球化也正面临严峻的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从深层次上挖掘，原因是上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明显的赢家和输家。全球资本精英是全球化当仁不让的赢家，中国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工厂，虽然给全球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福利，但也给世界许多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冲击，尤其体现在西方国家蓝领工人的大量工作转移上。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在他的新书《预见未来：新时代投资机遇》中提出，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挖掘新需求。他列举出新需求是三驾马车：深度城市化、消费升级以及全球化的4.0。他认为新需求是推动中国未来发展的动力。
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大的推手。很多专家都提出，中国经济需要从城镇化1.0的版本迈向城镇化2.0的版本。1.0的版本是土地的城镇化，却忽视了人的城镇化，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出现了最大的农民工群体，却没有办法在大城市中真正留下来，也出现了农民工二代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这样的社会问题。城镇化2.0的版本，强调的恰恰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邵宇则强调在中国构建大型都市圈和卫星城来吸纳广大人口的重要性。“农民只是一种职业，不应该成为身份的标签。”打破城乡的差距，让更多人能够在城镇化过程中享受到其中的福利，将形成巨大的推动力。
消费升级与城镇化2.0息息相关，也凸显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的同步性。消费升级不仅仅是对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是对更好的环境，更丰富的体验，更多元的娱乐的向往。消费升级更不只是局限在传统定义的消费领域，还涉及公共服务领域，人们对更好、更便捷、更安心的医疗服务，人们对更好、更贴近孩子需求（个性化）、更挖掘孩子发展潜力的教育服务，也有着非常大的需求。城镇化的发展，如果在医疗和教育上没有同步的发展和创新，当然也包括养老领域的创新，那很难完成人的城镇化的目标，也很难挖掘出消费真正的潜力。
全球化4.0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提法，也跟今年冬季达沃斯的主题契合。一方面强调了中国如何进一步参与全球化，通过“一带一路”大战略帮助新兴市场构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在全球金融和贸易治理的框架下，比如WTO、世界银行和IMF，中国参与更多议题的讨论；另一方面也正视全球化有赢家和输家，更好化解当前全球化所面临的开放和闭塞（也就是拥抱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矛盾。
复杂系统与转型
为什么过去的经验有可能不适用了？需要用系统思维的方式来观察，把经济当作一个日益复杂的系统来观察。
我们身边有很多复杂的系统，企业、城市、国家，乃至整个地球，都是复杂的系统。系统思维就是如何去理解分析复杂系统的思维。复杂系统有一些基本的特征：系统可以由各种简单的部分组成，比如说一个白蚁群由上百万构造简单的白蚁组成，但是系统的整体却不是简单的部分的加总，比如白蚁群可能涌现出许多非常复杂的行为，系统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化，系统能形成自己的（不同于系统组成部分）的目标，系统还能够进化。
一个经济体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复杂多样性，已经非40年前可比。
按照系统思维来分析，改革就是改变经济中的制度和规则，创建更适合或者说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规则。同样，按照系统思维来分析，开放就是让信息流变得更通畅。信息越是公开透明，信息越流畅，就能够吸纳更多多方面的信息，就能够加快系统的反馈，增强系统对变化的反应。
举一个例子，一个健全的股市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股市有信息加总和反馈的功能，能够集合参与者的集体智慧。信息加总会把乐观者和悲观者的观点加总。反馈也非常重要，如果信息流通畅，却没有及时的反馈，仍然会为系统带来很大的隐患。股市要真正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就是其信息加总和反馈功能的体现。
为什么需要转型？因为对于一个复杂系统而言，无论是动物、生态圈，还是企业、社群，当内部外部的环境都发生变化了之后，就一定需要产生相应的变化去适应这种改变。生物学历史上的进化，经济领域内的科技进步与创新，社会的改良、变革乃至革命，都是一种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内生的变革，如果用系统思维来分析，就是一种自组织。自组织的结果是创造出全新的组织架构、机制和机构，带来全新的行为。
站在企业层面，这种自组织可以表现为研发新技术，创新新模式，投入到市场上参与竞争，经历市场检验的创新被大规模推广，带来企业的快速成长。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多元和竞争变得特别重要。多元就是鼓励创新，能够承受甚至拥抱风险，竞争需要有公开透明规则的市场，能够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在商业领域就是有法治的保障）。
同样，生物学的视角能够让我们更深刻意识到经济转型的重要性。为什么生物学家那么在意生态圈的多样化？因为生物进化的历史一再证明，并不是最强大最有效率的生物能持久存活下来，即使庞大如恐龙也有可能因为环境剧变而迅速灭绝。同样，当生物种群变得过于单一的时候，其抗风险能力反而会下降。如果在田里推广单一高产作物，短期内一定能增加收入，但是这可能降低整个农庄应对未来潜在病虫害的抗打击能力，也就是整个系统的韧性反而变小了。
多元的生物世界，能够整体上获得更好的发展，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思想争鸣，恰恰是华夏文明最璀璨最艳丽的时期，也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思想宝藏，也是同样的道理。
用系统思维来看经济的管理，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值得深思。
日益复杂的经济，不是一台精密的仪器，按照恒定不变的物理定律运行的，而更像一个生命体，不断有着涌现而出的新现象。政策制定者管理经济，应该摆脱工程师、规划师的思维，因为日益复杂的经济很难驾驭。
复杂系统无法被任何人所完全认知，无法被任何模型所模拟。虽然我们能够用经济模型来比较好的在大框架内认知经济的发展，我们对经济运行背后的动能已经知之甚多，但是仍然不足够，恰恰是我们未能掌握的那些信息，我们的无知，会给我们惊讶。
为什么系统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为什么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少有人预料到？为什么会出现灰犀牛和黑天鹅？归根到底一句话，每个人对系统的观察都缺乏完整的信息，系统都是相互关联没有边界的，每个人对系统的理解都受到自己的认知局限和信息局限，所以预测明天容易，预测未来难。
此外，现象、行为、结构，这是认知的三个层次。大多数人都能看到现象，比如说股市上涨，但是今天上涨并不意味着明天同样上涨，对现象的观察（事件的观察）不能推倒出有效的预测，必须有基于时间轴的行为的观察，才能有更长视角的洞察。但是想真正理解系统内部的结构，前两点仍然不够。我们还容易犯一个错误，那就是关注系统中流量的波动，而忽略了存量的影响。比如说，在经济政策研究中，我们通常专注于GDP的增长，却忽略了资本存量的使用效率是不是有所提升，是不是存在浪费，这些都非常值得去思考的。
如何用系统思维来思考转型
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未来的一大特点。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必须推动金融市场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进行改革。中国经济需要逐渐戒除对银行信贷的过度依赖。商业银行信贷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数字经济所鼓吹的恰恰是脱媒。商业银行融资一定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因为从整个系统的设置角度它的首要目标就是管理甚至规避风险的。而创新和创业从根本上来说都是高风险的，需要以股权的方式，依赖股市这种直接融资的方式来真正支撑。让股市更加健全，不仅仅是科创板推出这样的试点，仍然需要回答不少重要的问题，比如怎样让市场能够更好地对好的和差的上市公司做出鉴别？如何开启有效的退市机制？
中国经济的转型的另一重点恰恰是对推动经济从次优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到更优的发展模式，从新兴经济体迈向成熟经济体。
转向更优的发展模式，需要转变经济中存在的各种扭曲。张军和王永钦就提出，现在是时候去把价格做对了，尤其是要素价格和劳动力（人才）价格，这样才能真正让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主要依赖关系型合约和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的转型也需要伴之以治理体系的改革，需要构建适应未来发展的治理体系。《大转型》中就提出政府政策干预的形式和幅度应该取决于经济体具体的发展阶段，尤其是市场的完备程度和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需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来调整。在市场发育足够充分后，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治理结构也需要进行适时的转型。
比如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速一直是各方关注的议题。但同时，大多数学者都认可，衡量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应该从简单的速度考核转到如何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经济放缓不用担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更重要。如果从系统思维的视角去观察，GDP就不应该有目标，因为GDP数字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不然就很容易混淆了目标和手段。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生活水平的提升、充分的就业、经济的稳定。如果长期把GDP的增速制定成整个系统的目标，就会扭曲整个系统的行为，把速度追求为目标，就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为了达标而不计成本的情况，产生低质量的GDP和效率低下的GDP。
很多学者关注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一个是守成的大国。《注定一战》（DestinedforWar）一书就梳理了过去500年16次崛起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其中12次以战争为结果。
中美未来的竞争，可能是贸易战；肯定是技术战，看谁能占领未来技术领先地位；更是金融战，看谁能更有效地调配资源，支持创新，规避风险。恰如哈耶克很早之前就验证的，更加分散化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会更好地加总大众的智慧，促进创新的发展。当然，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更好的大数据的交换也非常重要。
除了竞争的一面，我们更需要看到参与全球化这个大系统的一面。未来全球经济、产业链、信息技术、大数据诸多方面的融合会加剧，中国需要参与更多面向未来的标准、制度和规则的制定。以大数据为例，如何保护普通人的隐私？如何确保大数据不被滥用，同时又能鼓励大数据被研究机构和企业合理使用，推动创新？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深入参与讨论。
未来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我们是否能创建出一个有动能，有韧性，能挖掘发展潜力的经济体。我们需要从过度依赖投资转向消费引领，推动中国企业从世界工厂向技术领先迈进，加强环境保护确保经济的可持续性，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推动人民财富持续增长，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同时削减贫富差距。
最后，用系统思维大师米德斯（DonellaMeadows）在她的著作《系统思维》（ThinkinginSystems）中的一句话作为总结：“宇宙是混乱的，非线性，动荡的、混沌的，但也充满动能……它自组织同时进化，创造出多样性而不是整齐划一。这是为什么世界那么有趣的原因，这是为什么世界那么美丽，当然这也是为什么世界能运行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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