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06年，王守仁因为与群臣一同上书弹劾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担任驿站管理员。此时的王守仁身处人生低谷，群山环抱的环境带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孤寂。然而高山只能阻挡他的脚步和目光，却不能阻挡他的思想。在夜以继日的反省与思考中，王守仁积蓄了爆发的能量，终于在一天夜里他忽然顿悟，认识到了理与行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即：“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龙场悟道”改变了王守仁的人生，改变了大明王朝的命运，也影响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因为“知行合一”不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价值观，它出自于儒学，却又更加系统和具有实践价值，为我们现如今的哲学思想和行为准则带来了重要的启迪。
儒释道中的知与行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含义是知与行应保持一致和统一。这一概念在中国哲学各大学派中有不同的阐释。
儒家是知行合一思想的主要提出者和拥护者。它认为知识和行动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如果一个人言行不一，则证明其内在的不真实。唯有真知才能指导行动，而行动也会反过来影响和增进知识。因此，儒家强调“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推进，知行才能趋于合一，最终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道家提出“无为”的思想，主张人应当顺应自然，行动要符合道的自发性，不需要通过刻意的知识和计划去指导。道家认为，如果人的内心足够平静，不被外界事物牵绊，就能自然而然地做到知行合一。
佛家提出“禅法一体”，发挥内心本性，通过静坐等方法去除知性思维的束缚。他们认为，思维往往会对行为造成障碍，需要用非理性的方法直接参悟真理，使知行自然统一。
王守仁提出了知行合一，即致知、格物的功夫。他认为知与行本源于心，心即理，理即知，知即行。知行之分仅仅是概念上的，实际上二者不可分割。王守仁还强调知行的顺序不分先后，知者行之，行者知之。
王守仁认为良知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是一种自足的力量，也就是“致良知”。这种良知包括道德判断能力和对最高本体的理解。每一个人都自然具的良知，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和运用它。“致良知”就是将这种内在的道德意识扩展到各种外在事物当中，判断是非善恶，指导具体行动。
王守仁强调，良知本身并不难知，真正困难的是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如果一个人无法在实践中贯彻自己的良知，那么他的知行就很难达到真正的合一。仅仅停留在“知之匪艰”的层面，进而“行之惟艰”。只有通过不断实践，在每个具体情境中推行良知，才能实现知行的真正统一。
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良知为知行合一提供了更深层的解释。它以良知为基础，以扩充良知为方法，以知行统一为最终目的。传统儒家更侧重于通过学习经书等外在知识来提高自我，而致良知思想则强调内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道德修养。这也成为宋明理学区别于前代儒学的一个特征。
致良知内化和道德化了知行合一理论，它提供一个内在动力，使知行合一成为一个自觉的过程，不再仅仅依靠外在规范。个体需要在重复实践中，不断推进对良知的理解，最终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这种理论为中国传统伦理学说提供了新的视角。
当今社会是否还有“知行合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知与行的脱节，这也对传统致良知思想带来了影响。
首先，虚无主义思潮的兴起和传播对致良知造成了极大冲击。虚无主义否定存在的意义，不相信有永恒的道德价值标准，这与致良知的理念背道而驰。致良知强调发挥内在的道德意识和判断能力，而虚无主义是在掐灭这种内在意识。在虚无主义思想影响下，人们会丧失内在的价值追求，道德判断标准难以建立，致良知的理想也就变得无从谈起。
此外，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功利主义也对致良知带来负面影响。功利主义倡导人要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思潮很容易导致人们的行为仅出于功利考量，而忽视道德自律。致良知需要内在的道德约束以指导外在行动，而功利主义正是削弱了这层约束，知行难以统一。
类似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也让人们过多地注意物质生活的享受，而忽视心性的修养。人们很难保持内省与自律，更无法在行动中体现出道德判断，这与致良知的理念相违背。网络的虚拟空间也造成人们陶醉其中，而不能将注意力放在现实的道德实践上。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不管是享乐主义还是消费主义，都能让我快乐，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去修炼我的心性，去“致良知”？
事实上，享乐主义与消费主义看似可以轻松地带来快乐，但这些追求都是建立在外在的、短暂的基础上，无法给人内心真正的满足。相比之下，通过修炼心性，致力于良知，虽过程可能辛苦，但终能令人获得持久的幸福。
享乐主义源于依靠外界条件换取欢乐，这般快乐实则转瞬即逝。譬如美食佳酿可以暂时带来愉悦，一旦条件不再，欢乐即告消失。真正的快乐必须建立在内心，不依赖外在因素，方能经久不衰。
消费主义同样建基于对物质的追求。人们以为金钱能带来快乐，然而物质终究有限，欲望无边，既得此则念彼，最后反受其苦。正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螳捕蝉。”过度物质主义无法给人心灵真正的满足。
与此相反，致良知让我们获得内在的平和与喜悦。这不需要外在条件，也不会像物质欲望一样无止境。它使人抛开功利心态，发自内心做合乎道义之事，从中获得快乐。
此外，享乐主义缺乏内在的道德约束，容易犯错伤人害己，导致后悔痛苦。致良知强化了道德自律，使人避免错误行为带来的苦果。由此可见，良知亦使人获得正面的愉悦。
诚意正心，磊磊落落
作为企业家，我一直想把“知行合一”应用到企业管理之中，然而我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偏向于修心，是个人修养的较高境界。把这套理论用于企业管理和商业是否有些牵强？因为商业讲求的就是利益最大化，讲求的就是打败对手，又如何在商业竞争中做到一种平衡？
古人云：“克己复礼为仁”，唯有知行合一，方能体仁。儒家提倡“学贵有恒”，即通过持续学习融汇贯通，最终达至行有恒的高境界。故要振作社会道德，必须强调知行合一，让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今天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也源自知行不统一。比如环境污染的成因之一就是有的人明知后果还是肆意妄为。又例如一些企业通过欺诈消费者谋取利润，这充分暴露出企业内外失衡的严重问题。要使企业回归道德，就必须发扬正义，防微杜渐。
只有推动知行统一，发挥内在正能量做出价值选择，才能化解危机。要以仁心付诸行动，用实际行动扶正社会。
对企业来说，想要成为负责任的组织，就不能单纯追逐利润，而要在决策中体现道义和同情心，回馈社会。企业的决策者必须发挥内在正义感，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企业需要保持内心的淡泊明志之态度，才能与社会和谐发展。
许多成功的企业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在盈利之余注重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比如我国汽车行业正致力于发展新能源车型，这不仅符合环保道德，也使我们抢占了绿色市场先机。又如一些企业在做公益的同时，也树立了良好形象和口碑。
相反，过分违背道德规范的企业，也付出了惨痛代价。比如此前雅虎公司在处理用户隐私数据上出了问题，导致声誉受损和法律纠纷，给用户带来安全隐患。所以企业在谋利时，也需遵守道德底线，否则社会反弹也会损害企业利益。
当然，企业还需要承担一定社会责任，支持公益事业。这种适度平衡，既能获得长期稳定收益，也能赢得社会各界好评，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企业只顾眼前，盲目践踏道德，必然会失败。
商业行为固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企业需要在规则内谋求成功。但规则也不能违反法律和道德底线。比如不能用欺诈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权益。这既不道德，也违法。
因此，企业应该立足道德规范来制定商业策略，这既可避免麻烦，也更易赢得社会认可。致良知的意图不是要求企业放弃合理盈利，而是希望在盈利过程中也发扬正面道德精神和文化风尚。具体来说，企业决策时既要考虑利益，也要重视道德规范和社会效益，如关爱员工、保护环境、回馈社会。
企业还需要树立正面诚信的品牌形象。如果仅注重利益而不顾道义，会遭批评，损害企业文化。企业需要在追求合理利益和发挥正能量之间取得平衡，才能获得社会支持，保证长期发展。这是企业实现知行合一、顺应时代的必由之路。
简言之，在这个变革之世，商业道德建设和新技术伦理规范都需要回归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精神。这关系到国家乃至时代的发展方向。期望企业界和科技工作者能秉持正义，发挥道德力量，使各领域的发展符合天道人心，造福社会。心怀大德之人，方能推动社会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