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关于烟花爆竹“禁”与“放”的讨论也愈发热烈。15日，央视新闻微信视频号发布了主持人白岩松的一条短评视频，白岩松说：“前不久，很多人爱热热闹闹地议论关于放鞭炮的“禁”与“放”，甚至在有的地方也解除了鞭炮的燃放禁令。在这个讨论的背后，其实是人们盼望年味儿回归的一种心情。”
其实，关于“年味”变淡的讨论不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解禁燃放烟花爆竹的声音也是从禁放的那一年就有了，那为什么单单今年关于解禁的呼声如此之高？在我看来，这和春节背后的文化内涵以及新冠疫情政策的调整不无关系。
关于燃放爆竹最早的文字记载出自西汉文人东方朔撰写的《神异经》，书中明确记载：“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长尺余，袒身，捕虾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尝以竹着火中，爆烞而出，臊皆惊惮。犯之令人寒热。”可以看出，书中提到的“山臊”是一种类似人的怪物，如果被这山臊攻击，人就会得“寒热”之症。而驱逐山臊的办法，就是把竹子放在火里烧，通过竹子爆裂的噼啪声惊走怪物。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宗懍撰写的《荆楚岁时记》提到：“正月初一先于庭前爆竹，以劈山臊恶鬼。”这也是关于春节燃放爆竹驱邪祟的最早记载。
我们今天提到过年放炮，一般认为是为了驱逐“年兽”，实际上年兽的概念是近代才有的。据考证，首次提到年兽的文献来自20世纪30年代初的民国报纸，文中把年兽描写成了一只被天界锁住的妖兽，由紫微星君看守。而在1959年2月15、16日的《新民晚报》上曾刊载了一篇由王一萍编撰的《“年”的故事》，提到按照中国的习惯，除夕夜晚应在大门上张贴红色的对联，窗上贴红色的纸花，点起耀眼的灯，同时，打鼓、放爆竹来惊吓“年”。
虽然年兽的故事为近代所撰，但通过史料可以看出，放鞭炮驱逐邪祟的习俗古已有之。而且邪祟带来的“寒热”，又是一种疾病。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古人燃放爆竹的习俗看成是在驱除疾病，祝愿身体健康。
现如今，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居家、扫码、封控成为历史，社交、旅游、下馆子再次回到人们的生活中。虽然人们的社会活动重新走上正轨，但新冠病毒并没有消失，没有了政策的保护，人们必须要直面新冠的威胁。在此时恰逢春节，那么通过燃放鞭炮来驱赶疾病祈求平安，就成了人们的一种朴素愿望，其本身也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习俗。
另一方面，持续三年的疫情让人们的社会活动受到了很大的抑制，尤其在2022年，北京、上海、广州都经历了长时间封控。现在放开了，人们在社会活动上得到解放，自然也想让这种解放再彻底一点，痛快一点，于是就对解禁燃放烟花爆竹有了更多期待与呼声。
至于放鞭炮能带来“年味”，我认为倒是次要的原因，因为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过去有“年味”，是因为百姓的生活中有太多苦难，吃不饱穿不暖，幸福的阈值被降至最低。到了年三十，则可以获得一次释放，平时吃不起的肉，过年可以吃；平时喝不到的酒，过年可以喝。《白毛女》里的喜儿，扎个红头绳就算过年了，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我在2018年的新春寄语里曾表达过关于年味的看法：总有人说，现在的年味淡了。如果年味指的是鸡鸭鱼肉，是烟花鞭炮，那年味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可能真的淡了。但如果年味是回家与家人团聚的幸福，那么这个年味不仅没有变淡，反而更加浓烈。科技的发达，让我们可以离家更远，甚至到地球的另一面去工作生活。可离家越远，就越想家，越想让家中的父母知道自己已经在外闯出了一片天地。
现在，我对于“年味”的观点依然没有改变。所谓“年味”，并非是体现在由外界赋予的物质层面，春晚，鞭炮，山珍海味，这些事物可以让“年”变得更热闹更充实，但“过年”的本质在于更高的层面。比如与家人团聚，与亲朋好友畅谈，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对新一年的向往，享受自由自在的假期，这些才是真正的“年味”。
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放开了自然是能让春节变得更热闹喜庆，但这件事本身不是解除禁令然后大家就可以放鞭炮了这么简单。
首先烟花爆竹的生产与销售就必须做好提前准备。为了防止劣质和威力过大的烟花爆竹流入市场，必须由相关部门全权把控生产和销售渠道。而且因为放开了，就必然会有私人生产的劣质产品进入市场，国家需要加大对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在之前没有燃放禁令的时候，每到春节也是火灾和鞭炮伤害高发的时期，因此一旦解禁，医院、消防队必须加班加点待命，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而春节期间每一天的早晨，我们的清洁工还要清理大量的烟花爆竹残渣。
因此，就算我们不考虑鞭炮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它所相关的各种前期准备工作与之后的善后事宜都会给社会带来负担。今年是放开后的第一个春节，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对新冠疫情的防护工作上，这也是虽然呼声很高，但很多城市依然没有解禁的原因所在。
其实放与不放，都不会影响我们对春节的期待。我们过春节，是为了天伦之乐，是为了放松休憩，有严父庭训，也有慈母之爱。总之，是对自由与温暖的渴望。有鞭炮，就爆竹声声辞旧岁；如果没有，不如尽享与家人的团聚之乐，过一个平淡却幸福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