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线城市租房市场出现异动，尤其是某些公寓运营商争抢房源、哄抬租金的事已经引起了社会关注，自如、相寓、蛋壳公寓等被相继约谈。

可以看出，在房住不炒的背景下，一些“聪明人”已经将目光转向了房屋租赁市场，尤其在政府提倡租购同权的今天，租房已经成了更多人无奈的选择。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些“聪明人”还是不太会挑时候，现在全社会都在关注出生率下降的问题，中国未来必然面临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双重夹击，而这些虽然看似和租房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如果给你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事情没这么简单。

之前樊纲教授提出的“六个钱包”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其实有六个钱包总的来说还是好事，要知道很多家庭未必有六个钱包可掏，就算有六个钱包，都掏空了就一定能买得起房子了？那么买不了怎么办，还是要租。

在北上广租房的主要人群是来当地打工的人，或者是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绝大多数都买不起房，甚至是没有资格买房，只能租房。而房租的上涨，将对他们产生很大影响。

有人认为，房租涨个千八百块的还能接受，无非是降低一点生活质量，毕竟不像买房，涨个一百万就不用考虑了。但有的时候，钝刀子割肉才是最疼的。

在北京，如果一个有大学学历的人正常打拼，熬到小30岁怎么差不多也能有万把块的收入，刨去要交的所得税和生活必要开支，一个月差不多能剩5000元左右。这5000元，就是将来买房的希望。我们知道，就算是贷款买房，也要付价格不菲的首付，假设一个人一年要攒10万元才能在自己年龄到达婚姻底线前付清首付，那么每个月涨的那几百上千元对于他来说就至关重要。

而且这还是按照一个理想标准来设想的，有很多人可能工作几年在事业上也没有太大起色，或者工资是涨了，但依然没有跑赢通胀。那他们攒够首付的时间就又要大大推迟了。

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拥有独立住房已经成了结婚的必要条件。年轻人越来越独立，而且由于科技发展速度加快，年轻人和老人的代沟也越来越明显。现在的年轻男女都不大能接受和父母同住一个屋檐下，毕竟相处时间长了很难保证不会引发矛盾。

所以，什么时候买房，什么时候才有婚结。那要是没钱买房呢，就只能“晚婚”了，“丈母娘们”就是这么现实。可不结婚，又何谈孩子？这就直接影响到了生育率。所以当我们在计算生育成本、教育成本的时候，可能都忽略了结婚成本，单单一个房租上涨就能让很多人晚几年生孩子或者根本没机会生，生育率又怎么能提高？

而且现在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大城市，三、四线城市也很严重。当年轻人不想在大城市生活了，认为回老家买房子能降低成本的时候，会发现这条路也走不通。首先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也未必便宜多少，但与之相对的工作机会却要少很多。一个程序员在北上广找个工作不难，但要去三、四线城市可就费劲了。

所以现在很多毕业生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干脆佛系了起来，既然买不起房，结不了婚，那就索性佛系着过日子，不让房价透支自己的未来。但现在房租也涨了，想佛系都不成，不得不面对现实。

房租的上涨对于城市中低收入人群来说最为明显，房租的不断变化，让他们很难安下心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他们只能通过牺牲生活质量，缩减开支来创造美好的明天。而且在和房东以及中介公司的拉锯战中，租客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房东是有女不愁嫁，你不租有的是人租。而中介公司则掌握着房源和租赁信息，只要把袋口稍微紧一紧，做出一副手里没房的样子，那放房价就会噌噌往上涨。

可惜的是，对于房屋买卖，政府有着各种限制措施，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台房产税，但是对房租的上涨却缺乏具体措施，因为这里边也有一定的市场因素。房东涨房价也未必就是见钱眼开，其中有不少客观原因和无奈。这几年虽然政府在限制房价，但是一线城市的房价依然是上涨态势。在房价上涨的背景下，房租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就算房价不变，租金也不变，把房子租出去的收入也很难填补房价的成本。所以业主根据市场情况调节房价，也是合理的。如果为此对房租有严格的限制，那么同时也会损害房东的利益。可以租的房子变少了，这显然也不利于城市发展。

单从北京来说，租房居住的人会越来越多，也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租客群体。既然政府要发展租赁市场，就需要有一些实质性的动作。首要任务就是增加租赁住房的供给。这里可以以金融为工具，通过融资来扩大房源。同时，要让租赁机构在监管之下发展，并鼓励个人提供房源，尽量减少中间环节。现在很多出租的房屋不光有房东，还有二房东，甚至三房东、四房东，层层加价之后到了租客的手里已经是天价了，这种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未来要尽量减少。

此外就是要根据不同收入群体提供不同的租赁住房。发挥公共租赁住房对租赁市场的导向作用，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人群和符合城市功能发展定位的人才由政府提供公共租赁房，既可实行实物配租，也可以扩大货币补贴范围，鼓励到市场上租赁适合自己的住房。

无论怎样，政府有必要考虑与租赁相关的鼓励政策了，前些年说是高房价消灭了中产阶层，如今不能再让高房租消灭低收入人群了。鼓励生育，也可以先从降房租开始。